曾国藩军事思想

      兵不在多而在于精，“兵少而国强”，“兵愈多，则力愈弱；饷愈多，则国愈贫”。主张军政分理，扣负其责。他购买洋枪、洋炮、洋船，推进中国军队武器的近代。治军以严明军纪为先，同时着意培养“合气”，将士同心，他认为“将军有死之心，士卒无生之气”。选 择有四点要求：“一曰知人善任，二曰善觇敌情，三曰临阵胆实识，四曰营务整齐”。曾国藩军事思想中最丰富并值得今人借鉴的是其战略战术。如“用兵动如脱兔。静如处女”，主客奇正之术，“扎硬寨，打死仗”，水师不可顺风进击，善择营地，“先自治，后制敌”，深沟高垒，地道攻城之术，水陆配合，以静制动，“先拔根本，后翦枝叶”等等。
       曾国藩本是文人，但在长期和太平天国的武装斗争中，依据亲身经验，发展出一套军事思想。他这一套有四个方面：(一)军礼，(二)行军之本，(三)用兵之道，(四)用兵之法。 
        曾国藩的“礼学”，表现在军事上，就是“军礼”。他说：“军礼既居五礼之一，吾意必有专篇细目，如戚元敬氏所纪各号令者，使伍两卒旅，有等而不干；坐作进退，率循而不越。今十七篇独无军礼，而江氏永、秦氏蕙田所辑，乃仅以兵制、田猎、车战、舟师、马政等当之，使先王行军之礼，无绪可寻。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而古礼残阙若此，则其他虽可详考，又奚足以经纶万物！”(《复刘霞仙中丞》，《书札》卷十四)，就是说，古代有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等五礼，他以为军礼一定有专篇细目像戚继光的《纪效新书》、《练兵实纪》所纪的各种号令那样详细。现存的《仪礼》十七篇惟独没有军礼。江永的《礼书纲目》和秦蕙田的《五礼通考》所辑的军礼资料，也未能为古代军礼寻出头绪。他认为祭礼、军礼特别重要，二者若残阙不全，即使其他各礼能考其详，仍然不能经纶万物。 
        但是曾国藩并没有致力于古代军礼典籍的恢复，而于1858年制订《初定营规二十二条》，于1859年制订《营规》、《营制》、《马队营制》(均见《杂着》卷二)。这些营制营规，起了当时的军礼的作用。李鸿章说曾国藩，“尝慨古礼残阙，无军礼；军礼要自有专篇细目，如戚敬元氏所纪。若公所定营制营规，博稽古法，辨等明威，其于军礼，庶几近之”(《曾文正公神道碑》)。这就是承认曾国藩所制订的营制营规大致相当于古代军礼。 
        军队是一个作战的集体，必须在任何情况下，特别是生死呼吸之际不散不乱，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有一套严密的组织法，明确的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这就是曾国藩所谓军礼。至于古代五礼中所说的军礼，是不是就是这个样子，那就无可考，也不必考了。不过由此可以了解，曾国藩所说的礼的意义。这个意义，倒是和古代所谓礼相合的。例如《周礼》的内容，本来就是一种政府和社会的组织法，但古人不称为“法”，而称为“礼”。由此可以了解，曾国藩关于礼的作用是“经世”那个提法的意义。 
        曾国藩认为，行军之本是“爱民”。他说：“兵法千言万语，一言以蔽之曰：爱民。”(《爱民歌序》，《杂着》卷二)他告诫部将说：“总宜时时警省：以爱民为行军第一要义。”(《批管带祥字营刘守备胜祥贺年禀》，《批牍》卷二)他所说的“爱民”就是“不扰民”，他的“八本”格言之一是“行军以不扰民为本”(《格言四幅书赠李芋仙》，《杂着》卷二)。为此他“特撰爱民歌，令兵勇读之。歌曰：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hel[FS:PAGE]lip;…第一扎营不要懒，莫走人家取门板。莫拆民房搬砖石，莫踹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莫派民夫来挖壕，莫到民间去打馆。筑墙莫拦街前路，砍柴莫砍坟上树。挑水莫挑有鱼塘，凡事都要让一步。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支账房。莫进城市占铺店，莫向乡间借村庄。人有小事莫喧哗，人不躲路莫挤他。无钱莫扯道边菜，无钱莫吃便宜茶。更有一句紧要书：切莫掳人当长夫。一人被掳挑担去，一家啼哭不安居。娘哭子来眼也肿，妻哭夫来泪也枯。从中地保又讹钱，分派各团并各都：有夫派夫无派钱，牵了骡马又牵猪，鸡飞狗走都吓倒，塘里吓死几条鱼。第三号令要严明，兵勇不许乱出营。走出营来就学坏，总是百姓来受害，或走大家讹钱文，或走小家调妇人。……在家皆是做良民，出来当兵也是人。……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又人和。”(《杂着》卷二)这首歌并不只是唱唱而已的教材，而是列入《营规》的《禁扰民之规》，以军法执行的纪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