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阅湘军将帅厚重的文化城墙（上）

   合拢太平天国领袖们的集体相册之后，我们再来穿越近代历史的人物长廊，可以看到当年那组湘军将帅的群雕，就像一道被漫长岁月风蚀剥落的文化城墙，处处可见斑驳的陈迹与苍老的印痕，但是仍然厚重、踏实，让人感受到坚不可摧的人文分量，于是我们就有了怀古的心境和凭吊的幽情。

    自古以来，战争都不是简单的角力过程，风刀霜剑背后的人文博弈更是决定战争最后胜负的文化原因。据当代着名历史学家罗尔纲先生在《湘军兵制》中统计，凡有姓名、籍贯、出身、职务可考的湘军将领共有179人，其中儒生出身的就多达104人，接近百分之六十，以如此众多的知识分子担任高级军事指挥官，统帅着数十万湖湘子弟兵，在中外历代军事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这是湘军一个最大的文化特色，也是在时势造英雄的时代背景下，厚积薄发的湖湘文化所造就的一批三湘隽士，顺势而上而创造的历史奇迹。

    曾国藩是近代中国一位博大精深、坚忍不拔、老谋深算的集装箱式的政治文化人物，在以传统的纲常名教对付洪秀全的异端邪说的旗帜下，把选“将”作为治军制胜的第一要务，所谓“行军之道，择将为先”，用他的话说就是，“引用一班文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就能产生一种可以预期的文化集群效应。

    曾国藩还总结了湘军将帅的政治与文化的双重标准：“带勇之人，该求我党血性男子，有忠义之气而兼娴韬钤之秘者，与之共谋”，也就是说必须德才兼备，智勇双全，“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计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在湘军将领的选择标准中，“才堪治民”是第一标准。

    与太平天国领袖一样，湘军的主要将帅也具有共同的文化背景，他们大多是近代湖湘文化熏染出来的，有着深厚儒学背景的封建儒生，进士、举人、秀才出身的居多，他们毕生勤勉，遍览经文，饱读诗书，学富五车，胸罗万象，深谙传统文化的精髓，透悟湖湘文化的真谛，其主要人物都是经世致用派知识分子。

    曾国藩也认为自己与这班人在与太平军作战的十多年当中，无时无刻不在“纾君父宵旰之勤劳”，“慰孔孟人伦之隐痛”，这些人都是名副其实的封建政治的卫道士与传统文化的守护者，后来都成为大名鼎鼎的封建儒臣，做过巡抚、总督、尚书等封疆大吏或一品京官，有的还封侯拜相，成为晚清政坛的顶级红人。

    在个人品质方面，湘军将帅大多循规蹈矩，不悖纲常，与普遍腐化的太平军领袖相比，称得上是道德君子、官场绅士，人格魅力与个性光辉都无与伦比。

    湘军将帅还有一个鲜明的特色，那就是“以文统武”，首开近代文官领军的先河。若干年后，毛泽东提出“党指挥枪”的政治军事原则和毕生不穿戎装，以极具个性的文人风采指挥千军万马，决胜于千里之外，并拒授“大元帅”军衔，其思想根源实际上就是由此而来，是曾国藩们影响了一代伟人的治军理念。

    湘军主要将帅身后都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存，都有份量丰厚的着述传世，有的着作等身，文名胜过政声，文化贡献不亚于军事业绩，这些典籍都已成为近代历史的经典化石和湖湘文化的不朽标本，当然也是砌成湘军文化城墙的老火砖块与高硬度垒石。

    我们取民间“七上八下”的宿命说法，仅选择其中七位具有代表性的湘军将帅，来检索甄别一下他们的人文履历，与太平军将领做一个水平方向的比对，或许能从一个侧面解码隐藏在湘粤之间这场人文博弈中的文化秘辛。

    出身翰林、科名早显的胡林翼是湘军最重要的将帅和近代湖湘文化最厚重的文化基石之一，他是晚清政坛口碑极佳、建树恢弘的湘籍汉臣和更多湘籍汉臣脱颖而出的助产师，被称为同治中兴的奠基者和最早具有洋务意识的政治家。

    胡林翼作为晚清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于1812年生在湖南益阳的一个官宦之家，是湘军将帅中唯一的干部子弟，比曾国藩小一岁，号润之，1836年中进士，却早曾国藩两年获得这块金字招牌。

    胡林翼年轻时就怀有“经世志”，在陶澍等经世致用派湘籍重臣的指点下，以社稷民生为念，对山川要塞、兵法谋略和天下大势均有精深钻研。因此他后来步入仕途，在贵州、湖南参与镇压农民起义时，屡有建树，实得益于早年的人文修炼，后来他将自己的作战经验编成《胡氏兵法》一书，在朝野产生巨大影响，以后又成为抵御太平军的宝典。

    胡林翼于1854年春出黔赴鄂抗击太平军，旋即攻克武昌，声威大震，他抱着“不取官中一钱，立志做一清官”的仕宦准则，先后担任湖北按察使、布政使，并于1856年初出任湖北巡抚，在治鄂期间，制定了“援赣、谋皖、图江南”的攻打太平军的战略部署，全力配合曾国藩进攻九江和安庆，因部署周详，调度精准，屡战屡胜，他的政治地位与军事成就一度在曾国藩、左宗棠之上，是湘军系统中最早担任封疆大吏的两位名将之一，至少比曾国藩早了五年，为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湘军巨擘最后矗立晚清政坛的珠峰搭建了攀岩的悬梯。

    胡林翼“身处一州之任，而系天下之重”，是同治中兴的重要奠基者。他从1856起主政湖北，至1861年辞世，一边与太平军作战，一边惨淡经营鄂政，为期一届，历时五载，将“天下第一破烂之鄂，变成天下第一富省”。“贫弱不振”的湖北能在短期内发展为鹤立鸡群的“国中之国”，成为经济繁荣、吏治清明、社会稳定的省域和同治中兴的示范基地，的确是胡林翼暮年的执政杰作，对后世产生了深刻影响，数十年后张之洞主政湖北，就以胡林翼为榜样，把湖北打造成了洋务运动的重镇和晚清新政的标本，以致后来成为辛亥革命的爆发的直接温床。

    胡林翼为官廉明，执政清新，建树不俗，是最早提出“公仆”概念的近代官僚。他经常告诫部属“吾辈作官，如仆之看家，若视主人之家如秦越，则不忠莫大焉”，强调官员就是公仆，给晚清政坛带来了新气象 。胡林翼生前债台高筑，临终前向家人交代说，我欠陶澍、但明伦两家的银两，要替我陆续归还，我死后诸君送的奠银，都要用来建设书院，不能挥霍。胡林翼廉洁的官场形象由此可见一斑。

    胡林翼的执政作风和政坛形象在晚清政界颇受称道。他注意整饬吏治，推功让贤，引荐人才，协调关系，为当时浑浊的官场营造了清新和谐的政治氛围，他认为执政之本“在于得人”，“得人者昌，失人者亡”，所以多次向朝廷推荐左宗棠、李鸿章等湘军将领和幕僚，促成了更多汉臣迅速进入政治中枢，因此《清史稿》赞颂他“荐贤满天下”，王闿运的《湘军志》则认为“中兴之业，实基于胡”，这都是公允的历史评判。

    胡林翼对洋务运动的兴起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1861年他逝世的那年8月，也就是洋务运动兴起的那一年，胡林翼督师安庆，指挥湘军围剿太平军时，浏览江面，忽见英国军舰疾驰西进，“来往如飞，快如奔马，疾如飙风”，顿时触景生情，在勒马回营途中愤然吐血，喟然长叹：“亡中国者不在内忧，将在外患”，不久溘然长逝。胡林翼的忧虑对曾国藩积极兴办洋务事业产生了极大的触动作用。

       胡林翼毕生手不释卷，“折节读书”，笔耕不辍，是一名卓有成就的军事理论家和理学家，作为传统文化和近代湖湘文化的双重代表，他留下了《读史兵略》46卷、《论语衍义》10卷和《胡文忠公遗集》，特别是《读史兵略》，此书一出，“四海风行，不胫而走”，已成为近代文化宝库的珍藏。胡林翼在与太平军作战时主持绘制的《大清一统舆图》也具有极高的军事价值，成为晚清镇压农民起义和抵抗外来侵略的重要依据。

1861年秋，胡林翼在军中咳血而亡，年仅50岁，被时人誉为“当代萧何”，堪称完人。曾国藩评价他说：“胡公功在天下”、“变风气为第一，而荡平疆土二千里次之”，“润芝才力过国藩十倍”。他还在一份奏折中归纳了胡林翼“何美不备”的六大事功：“忧国之诚，进德之猛，好贤之笃，驭将之厚，察吏之严，理财之精”，认为当朝无人能及，乃一圣人也。

    左宗棠的挽联写得更是凄楚感人：“论才则弟胜兄，论德则兄胜弟，此语吾敢承哉？召我我不赴，哭公公不闻，生死睽违一知已；世治正神为人，世乱正人为神，斯言君自道了！功昭昭在民，心耿耿在国，古人期许此群臣”。钦慕之诚，情意之切，都堪称极致境界。

    胡林翼去世经年，曾国藩仍对左右深情地说：“胡润之事事相顾，彼此一家，能有今日，诚令人念念不忘”，“自胡殁后，而同事者鲜能有一心者”，由此可见，曾胡关系非同寻常，堪称铁杆，这也是湘军能够最后战胜太平军的一个重要原因。

    胡林翼谢世半个世纪后，湖南邵阳人、护国军总指挥蔡锷将军，把曾国藩、胡林翼的治军用兵之道编成了《曾胡治兵语录》，并请他在长沙时务学堂求学时的老师、粤籍学人梁启超写序，作为军中指南；蒋介石后来又据此改编成《曾胡兵法》定为黄埔军校的教科书。毛泽东早年阅读《胡文忠公遗集》后，也受其文韬武略影响，将自己原来的“字'改为“润芝”，视胡林翼为楷模。胡林翼倡导的建立和谐军民关系的军事思想就对毛泽东也产生了很大影响。胡林翼经营湖北时总结罗泽南的治军经验，推行“培本养民，开源取利”的军政方针，他清醒地认识到“民扰轻，军饷已足”，这种“体民”、“抚恤”的亲民政策，使得不少民众积极“支前”，为湘军充当后勤。这种“用兵不如用民”的作战方略，实际上是毛泽东“拥军爱民”、“拥政爱民”的人民战争思想的一个活水源头。

    恃才傲物的左宗棠是领跑湘军的第二号人物，这位极富个性魅力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后来成为洋务运动的重要领袖，他是近代湖湘文化的极品化石和传统文化最成功的践行者，他极大地提升了晚清知识分子经世致用思想的实践指数。

    左宗棠是北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描写的那种经世致用、忧国忧民传统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这也是近代湖湘文化最典型的一个人文特征。这位湖南湘阴人生于1812年，与胡林翼同龄，也比曾国藩小一岁，自幼攻读儒家经典，1827年15岁时应长沙府试，名列第二，“少负奇气，有大志，欲因时建非常之功”；常以“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自励，继而钻研经世致用之学，于1830年先后入长沙城南书院、长沙湘水校经堂苦读，成绩优异，位列前茅，1832年20岁的左宗棠参加省城乡试中举，但此后三次赴京会试均告失败，一度打算“长为农夫没世”，回乡务农终老一生。

    科场失意的左宗棠从没有像洪秀全那样萌生过造反的念头，更为重要的是，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的理念已融化在他的血液里，他积十年之功“究心舆地、兵法，讨论国闻”，以致胸罗古今地图兵法、本朝国章”，“精通时务”，称为“今亮”，也就是当今的诸葛亮，左宗棠还撰联自诩“文章西汉两司马，经济南阳一卧龙”，可谓雄心勃勃，跃跃欲试。

   报国的机会如期而至，1851年，由胡林翼推荐，40岁的左宗棠开始充当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幕僚，迈出了他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步，这是近代广东人与湖南人亲密合作的开始，后来成为最经典的湘粤人文磨合案例，我会在以后的章节中详述这段灿烂的近代往事。

    这一年的盛夏，太平军在西王萧朝贵的统帅下猛烈进攻长沙，古城岌岌可危，市民人心惶惶，左宗棠不辱使命，出谋划策，运筹帷幄，协助湖南巡抚、广东花县人骆秉章抵抗太平军，成功指挥并取得了长沙保卫战的胜利，长沙成为太平军北伐过程中唯一没有攻克的省城，且让太平军折损一员大将，西王萧朝贵喋血天心阁。洪秀全做梦也想不到的是，他的生死对手居然是自己的广东花县同乡，竟然在一位湖南名士的辅佐下，给自己致命一击。

    近代历史给了左宗棠大智大慧和大智大勇，把他塑造成清末独具政治性格和文化品质的官场巨擘。左宗棠实际上只有一个举人的名号，但时势造英雄，虽然他步入政坛和领军作战的时间稍晚，但后劲十足，威力无比，他率领的一支湘军劲旅主要在东南战场抗击太平军，指挥各种大小战役数百次，几乎没有失败的记录，他自成系统，独立作战，不受曾国藩节制，但能与曾国藩领导的湘军主力高度配合，互动默契，遥相呼应，最后收复浙江全境，并出任浙江巡抚，一边收拾治理战争残局，一边追剿太平军残部。

    1864年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一支太平军余部在李世贤、汪海洋率领下潜入广东梅县地区，企图另开新局，左宗棠率部乘胜追击，于1866年初在梅州一带全歼李汪残部，为彻底肃清太平军铸造了最后一枚军功章。因此，曾国藩说：“论兵战，吾不如左宗棠；为国尽忠，亦以季高为冠。国幸有左宗棠也”。

    将“穷困潦倒之时，不被人欺；飞黄腾达之日，不被人嫉”作为人生信条的左宗棠，虽然在官场上大器晚成，却是晚清政坛极富个性魅力和人格光辉的政治人物，在做幕僚期间，也就是在他四十岁之前，就得到当时许多着名经世派重臣的赏识与青睐。

    魏源的挚友、在晚清官场呼风唤雨长达40年的封疆大吏、经世派官僚的领袖人物、湖南长沙人贺长龄认为左宗棠人品不凡，志向远大，“以国士见待”，家中藏书任其借阅，并亲自登梯上楼，为其查找书目，还告诫左宗棠，国家苦缺人才，要立大志，堪大用，“幸勿苟且小就，自限其成”；陶澍的女婿胡林翼也评价他“当为近日楚材第一”。

    清代卓有成就的改革家、担任过两江总督的湖南安化人陶澍，将左宗棠聘为两江总督府的四品幕僚，还以一代名宦之尊，提出与左家结秦晋之好，将年仅五岁的独子陶桄，许配给左宗棠为婿，以示他对左宗棠才学与人品的器重。

    中国近代历史的揭幕者、最早睁眼看世界的民族英雄林则徐，还专门到长沙约左宗棠彻夜长谈，将自己在新疆整理的防务资料和绘制的地图送给左宗棠，诚恳地说：“吾老矣，空有御俄之志，终无成就之日。数年来留心人才，欲将此重任托付”；“将来东南洋夷，能御之者或有人；西定新疆，舍君莫属。以吾数年心血，献给足下”，认定他是将来“西定新疆”的“非凡之才”，以联相赠；“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并极力向朝廷推荐这位“绝世奇才”，后来左宗棠不辱使命，征战新疆，收复失地，用的就是林则徐当年绘制的地图。

    左宗棠没有辜负经世派精英的期望，他从幕僚做起，最后成为中兴名臣和洋务运动的领袖，前后辉煌了30余年，晚年还亲自出征收复了占国土面积六分之一的新疆，留下了“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关”的千古佳话，成为晚清夕照图中最大的亮点，以致由翰林院侍读学士潘祖荫在给咸丰皇帝的一道奏疏中原创的“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的时评，在晚清政坛流行了数十年。

    左宗棠于1885年在福建行辕去世，终年74岁，算是寿终正寝，比曾国藩多活了13年，慈禧太后代表清廷追赠他为太傅，谥号“文襄”，“文”为最高级别谥号的用字，还赏治丧银三千两，可谓哀荣至极。

    左宗棠为湘军文化城墙留下的坚实砖块主要有《楚军营制》和《左文襄公全集》，前者是近代兵制史的扛鼎之作，研究湘军史的必备书目，而后者富含的政治智慧、军事谋略与人文价值已经固化为传统文化宝库中一串闪光的珍珠。

    彭玉麟作为并列的“曾左彭胡”四大湘军中兴将帅之一，不仅是一名优秀的儒将，还是中国近代海军的发轫者和一位多情浪漫的诗人与才华出众的楹联家，在近代史上的多重身份和多重角色让他具有非常丰富的人文立体感。

    彭玉麟生于1816年，湖南衡阳人，比曾国藩小5岁，在“曾左彭胡”四大湘军将帅中年纪最轻，学历也最低，仅仅是个秀才，但终身手不释卷，最终成为一代儒将。曾国藩评价他说，“附生彭玉麟，书生从戎，胆气过于宿将，激昂慷慨，有烈士风”，勾勒出一代水师名将的儒雅形象。

    如同周瑜之于孙权，彭玉麟1853年协助曾国藩创建湘军水师，以后购置大量洋炮装备打造水师的战斗力，逐步控制封锁长江水面，进而配合湘军地面部队围攻九江、安庆、南京，均取得辉煌战果。彭玉麟统帅的湘军水师支撑了整个正面战场的对峙局面，成为剿灭太平军的精锐之旅。没有彭玉麟独特而杰出的军事贡献，湘军后期稳操胜券的军事态势是难以形成的。

    彭玉麟1861年出任湘军水师提督，后担任安徽巡抚、两江总督、兵部尚书等要职，从1872年起，朝廷命他每年检阅一次大清帝国的长江水师，足以显示他在晚清军界的崇高威望。中法战争爆发后，积极主张抗击侵略，奉命募兵4000余人开赴广东虎门，整理沿海防务，重建虎门要塞，准备抗击来犯之敌，后又进驻广州城区待命，无奈李鸿章主张议和，彭玉麟只得登上镇海楼仰天长叹，他的幕僚李棣华有感而发写下一联：“千万劫，危楼尚存，问谁摘斗摩霄，目空今古；五百年，故侯安在，使我倚栏看剑，泪洒英雄”，记载了这位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满腔痛楚，如今这副对联仍镌刻在越秀公园镇海楼的正门两侧，成为近代历史的一面镜子。

    壮志未酬的“泪洒英雄”彭玉麟随后坚辞兵部尚书一职，于1890年在衡阳江东寓所辞世，享年74岁，他与左宗棠两人都是湘军主要将帅中寿命最长的，清廷追赐太子太保衔，谥号“刚直”，这是那个时代最高政治荣誉，湘军主要将帅无论是阵亡还是善终，大都获得了这类哀荣，足见湘军群雄在晚清历史上的独特作用和在朝廷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倒是洋务政治家张之洞为他写下的挽联：“加官不拜,久骑湖上之驴，奉诏即行,誓翦海中之鳄”，更能展示这位名将一生的战斗风采和人文气质。

    彭玉麟是一位浪漫多情的将军，在戎马倥偬之余，创作了大量的绘画和诗歌作品，犹擅长画梅，以梅名世，留下了“无补时艰深愧我，一腔心事托梅花”的艺坛佳话。据传，彭玉麟年轻时曾与家乡的梅姑有白[FS:PAGE]头之约，但父母将她另许他人，梅姑殉情，彭玉麟悲痛不已，一生画梅不下万幅，均盖有“伤心人别有怀抱”或“一生知己是梅花”的印章，凄美至极，感人至深。

    彭玉麟一生还写下了大量文学价值极高的楹联，锦上添花地点辍了大江南北的许多名胜古迹，提升了这些景观文化品质和知名度，这些楹联大都意蕴深厚，脍炙人口，例如他为株洲观音岩题写的对联：“洞口开自哪年？吞不尽潇湘奇气；岩腹藏些何物？怕莫是今古牢骚”，就才情并茂，飘逸着魏晋诗风的遗韵。

    又如在安徽、江西一些胜迹留下的佳作：“开窗纳宇宙，把酒对湖山”；“禅门深闭月，秋水净浮天”；“王者五百年，湖山俱有英雄气；春光二三月，莺花全是美人魂”；“江流石不转，把酒登临，叹滚滚英雄安在；路险心亦平，凭栏俯仰，喜茫茫风月无边”等等，气势磅礴，气象万千，气吞山河，都是流传极广的近代名联，闪烁着不朽的文学光辉。

    彭玉麟身后有《彭刚直公奏稿》和《彭刚直诗集》两部书稿传世，是研究晚清政治军事史的珍贵案卷，也是湘军文化城墙的重要组成部分，蕴藏着近代湖湘文化的无穷魅力。

    曾国荃的执着霸蛮与残忍贪婪让他的人文形象蒙上了厚重的阴影，他把湖湘文化的特质转化为了湘军强盛的战斗力，成为扑灭太平天国的头号功臣，但也放大了地域文化的负面效应，因此近代历史总是一再要他为那段滴血的公案买单。

    曾国荃是曾国藩的九弟，生于1824年，比曾国藩小13岁。1852年举优贡，精通文墨，是一名纯粹的儒生。1856年，也就是他32岁那年，奉曾国藩之命，在mobile365官网是多少_约彩365官方网站下载_约彩365软件官方下载招募3000乡勇进行强化训练，速成之后驰援江西吉安，以锐不可挡的凌厉攻势与翼王石达开率领的太平军主力鏖战数日，初战告捷，遂以“扎硬寨、打死仗”闻名西线战场，从此奠定了他在湘军将领中独占鳌头的老大地位。曾国荃所部称为“吉字营”，是曾国藩的嫡系部队与湘军精锐，屡败太平军，战功显赫，最后攻陷天京。

    为此，曾国荃成为剿灭太平天国的第一功臣，也在这座六朝古都留下了千古骂名，成为湖湘文化最黑暗的一桩往事。

    天京破城之后的1864年7月28日,曾国藩来到南京，发现“城内自伪宫逆府以及民房悉付一炷”，“万室焚烧，百物荡尽，而贡院幸存”，到处“群尸山积”，一片烧杀掠夺之后的惨状。曾国藩对此感叹地说：“今粤匪之变，蹂躏竟及十六省”，“此次金陵城破，十万余贼无一降者，至聚众自焚而不悔，实为古今罕见之剧寇”。由此可见曾国荃攻破天京，既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也留下了深重的罪孽。

    天京沦陷时，“两广老贼，纷纷缒城而出”，城里的太平军只有一万余人，后来曾国藩奏报说：曾国荃率部在南京城内“分段搜杀，三日之间毙贼共十余万人。秦淮长河，尸首如麻”。如果曾国藩的具报属实，那么湘军屠杀的“十余万人”，大部分都是无辜平民，即便是“粤匪猖獗，神人共愤”，也不能殃及百姓，让生灵涂炭。

    破城有功的曾国荃彻底暴露了他的凶残与贪婪面目。他不仅亲自动手残害束手就擒的李秀成，“遍刺以锥，流血如注”，凌辱这位太平军最高将领，还纵容湘军官兵在南京城内烧杀抢掠，湘军“见人即杀，见屋即烧”，“子女玉帛”劫掠一空，大火数日不熄，几乎毁灭了这座古城。

    曾国藩幕僚赵烈文在《能静居日记》里记载了这幕惨剧：“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FS:PAGE]者亦斫戮以为戏，匍匐道上。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老者无不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自湘军平贼以来，南民如水益深，如火益热”。当时就有民谣流传：“鲜血满城流，死尸满街头，谁是杀人凶，湖南曾老九”。可见曾国荃给南京平民带来了雪上加霜的灾难。

    据王闿运的《湘军志》披露，曾国荃的部队到了后期，壮丁“争求从军，每破寇，所虏获金币珍货不可胜记”，“人人足于货”，官兵们常常置备竹筐承装虏获的钱财，这大抵也是“吉字营”战斗力长盛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王闿运举出了实例，道出了实情，因此受到曾氏兄弟冷落。

    其实，曾国荃占领南京后的烧杀抢掠行为，也引起了湘军主要将帅彭玉麟的义愤，他曾致函曾国藩陈述曾国荃的种种罪行，建议他大义灭亲。对此，城府极深的曾国藩不置可否，将此事敷衍过去。且奏报说：“伪宫贼馆，一炬成灰，并无所谓赋库者，然克复老巢而全无货物，实出微臣意计之外，亦为从来罕见之事”。这实际上是在掩饰曾国荃的搜刮行径。不过，曾国藩的奏报也有疏漏，他发现“贡院幸存”而没有被曾国荃焚毁，是因为贡院里并无财货，而太平天国各个大小王府里大都财物充盈，被掠夺之后将府邸付之一炬，大抵可以毁灭证据，当然这只是武断的推测。不过后来曾国藩迅速裁撤湘军，而首当其冲的就是曾国荃的“吉字营”，大概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做出的英明决策，这种以退为进的政治伎俩其实并不高明。

    直到三十年后，维新志士、湖南浏阳人谭嗣同来到南京，仍然感叹“顷来金陵，见满地荒寒气象”，可见证当年曾国荃在南京的确留下了难以抹去的深刻孽痕和历史烙印。

    曾国荃作为扑灭太平天国的首要功臣，得到了清廷的重用，先后担任湖北巡抚、山西巡抚、陕甘总督、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等要职。于1890年卒于任上，终年68岁，有《曾忠襄公奏议》传世，其中丰富的政治谋略和军事经验都闪烁着熠熠生辉湖湘文化光泽。

    当然，野史对曾国荃凶残与贪婪的描绘并不一定完全真实可靠，对这段公案，他自己也始终避而不谈，但他因倍遭物议，几次避高位而不就，隐藏在曾国藩为他设计那道政治屏风之后，静观其变，试探朝廷的态度，却颇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意味。

    国学素养深厚的曾国荃，只是在他亲笔撰写的并高挂在厅堂上的对联中表明了自己的心迹：“英雄未必难成佛，隐士何尝不爱名”；“一片光明心比月，十分欣喜我知鱼”，很有些“一片冰心在玉壶”的味道。但不管曾国荃如何表白，他身上的这个黑色标签是难以漂白的，他以战胜者罕见的凶蛮，凌辱古城，洗劫财富，屠杀平民的倒行逆施，已成为近代湖湘文化最大的一个负数，也是曾国荃人文光泽始终黯淡的一个历史原因，他不该用“湘军”这个文化品牌做赌注，不仅输掉了自己的人文本钱，也增加了湖湘文化的赤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