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湘军与晚清湖湘文化

   湘军是晚清社会重大的历史现象，对湖南百年来的历史发展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构成湖南近代史辉煌的一面。湘军与湖湘文化又是相互联系和密不可分的。湘军可以说是湖湘文化的产物；湘军人物对湖湘文化传统的弘扬与光大，堪称湖湘文化重要发展阶段；湘军深远的影响又成为弘扬湖湘文化的动力，构成湖湘文化发扬光大的内在机制。
   
    一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湘军之兴，乃是湖湘文化的深厚土壤的产物。特别是嘉道之际兴起的湖湘学风，成为培养湖南经世派士人群体亦即湘军将领群体的文化机制。
   
    清代的汉、宋之学，经过乾、嘉时期的鼎盛发展之后，渐露其繁琐与空疏的弊端，同时嘉庆以后清朝的统治也由盛转衰，出现了种种的社会危机。学术自身的嬗变与社会的转型要求新的学术流派的出现，以适应新的时代。因而在嘉道之际，学术界出现了汉宋调和、今文经学的复兴和经世致用之学崛起的新的学术思潮。经世致用之学在学术渊源上，是对清初顾炎武、王船山等人“通经致用”的汉学本原的回归。它的基本特征是反对治经的繁琐零碎和空疏无物，主张治学当为国计民生，为社会实际问题的解决有所裨益，也就是要致用。这一种学术倾向，可以说是湘籍学人倡导并执其牛耳的。尤以安化陶子霖、益阳汤海秋、善化贺耦耕、贺冠湖和邵阳魏默深以及善化唐镜海为巨擘，从而导引出以经世致用为特征的湖湘学风的兴起。
   
    陶澍，字子霖，“少负经世志”，历任江苏巡抚、两江总督。在任时得魏源、林则徐、贺长龄等人的协助，进行了一系列整顿漕运、改革盐政、兴修水利的工作，颇负时誉，为经世之学的先行者。
   
    汤鹏，字海秋，年轻时即“意气卓厉，谓天下无不可为者”（注：钱基博：《近百年湖湘学风》，第6页。
   
    ），然因“勇言事”， 得罪权贵，仕途不顺，乃发愤作《浮邱子》一书，指陈利病，探讨国事，表达经世的抱负。
   
    贺长龄、贺熙龄兄弟，也是嘉、道间着名的经世学者。长龄历任南昌知府、广西按察使、江苏布政使、云贵总督等职，于经世之学切究之，尝与曾国藩探讨经世之学。任江苏布政使时，主持编辑120 卷的《皇朝经世文编》，收录清初至道光间的经世之文，倡导经世学风。熙龄做过学政，但以主持城南书院为业，“造士甚众”，左宗棠即为门生之一。与乃兄长龄一样，他提倡“义理、经世之学，不专重制艺、帖括”，时有“二贺”之称。
   
    魏源乃嘉道间湖南经世学者中最具理论色彩的人物，他也参与过《皇朝经世文编》的编纂，主张有利于治国平天下的经世之学。他批评汉宋之学繁琐空疏和脱离实际，于“民瘼之不求，吏治之不习，国计边防之不问，……上不足制国用，外不足清疆圉，下不足苏民困”（注：《魏源集》上册，第36页。），“无一言益己，无一事可验诸治”（注：《魏源集》上册，第24页。）。因此他认为治经只要通晓大义，“止以经文汇观”就可以了。也就是说，读书治经的目的在于治世，在于致用。
   
    唐鉴也是这一时期着名的湘籍学者，虽然他的主要学术倾向是治理学，但他生当嘉道之际的学术流变和社会转型的时期，这于他的学术不能不发生影响。这就是他治理学，并非完全空谈性命，而是强调“守道救时”、“取笃实践”，具有一定的经世的色彩。他曾与曾国藩[FS:PAGE]探讨学问，论经世之学，说：“为学只有三门，曰义理，曰考核，曰文章。考核之学多求粗而遗精，管窥而蠡测；文章之学非精于义理不能至；经济之学即在理之中。”又说：“经济不外看史，古人已然之迹，法戒昭然，历代典章制度不外乎此。”（注：《求阙斋日记类
    钞》卷上，页1。 ）这就在宋学之中揉合了经世的内容，反映出新的时代特色。这一治学倾向对早年曾国藩颇有影响。
   
    上述这一批湖南学者，都是生活在嘉、道之际的社会大变动的前夕，清朝的由盛而衰，西方势力的东来，使得他们不得不从汉宋之学的繁琐与空疏中解脱出来，探求能挽救危机的经世之学，寻找解决实际问题的社会改革方案，如改革漕政、盐政，抑制兼并、流民，乃至杜绝白银外流、西力东渐的种种方法。因此，这是一批学术旨趣相同、政治倾向较为一致，同时又互为师友、互为乡籍、互为同事的湖湘学人，也可以视为一个学术群体。他们的共同学术特征和群体联系，对湖湘士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对湖南学术予以深远的影响，实则是湖湘学风形成的标志。可以说，反对烦琐空疏的汉宋之学，主张社会改革，反对西方的侵略，是以汤鹏、魏源等为代表的古近之交的湖南知识分子的主要思想特征和内容，也可以说是近代湖湘学风的主要内容和特征。
   
    湖湘学风的形成，为近代湖南学术和人才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提供了一种人文荟萃的社会和文化氛围，湘军正是这种背景中崛起的。
   
    湘军的崛起乃是以曾国藩为中心的一批湖南经世派士人为挽救封建末世、中兴王朝、实现经邦治国的宏愿而特起乡闾，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湘军人物的这种经世致用的学术旨趣、改革政治的经世之志，正是嘉道之际湖南经世学风的自然沿续，也是他们开创的湖湘学风的濡染的结果。就直接的学术渊源而论，二者之间也存在着师承关系。曾国藩、左宗棠、罗泽南、刘蓉、李续宾等就是其中的主要代表。
   
    曾国藩直接师事唐鉴，学术较多理学色彩，但他同样具有经世致用的精神，讲求经世之学。对汉宋之争，他颇不为意，表示皆不能“左袒以附一哄，于诸儒崇道贬文之说尤不敢雷同而苟随”（注：《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上，页1。）， 主张兼取二者之长”（注：《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上，页1。），并注重经世之学。1851年， 他就决意对官制、财用、盐政、漕务、钱法、冠礼、婚礼、祭礼、兵制、兵法、刑律、舆地、河渠等14件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事予研究，以便稽其得失，损益承袭。左宗棠与贺熙龄有师承关系，与贺长龄及陶澍也属师友关系，受他们的影响较大，对科举制艺不感兴趣，醉心于经世之学。他认为“读书当为经世之学，科名特进身之阶耳。”（注：《左文襄公实录》，（一），第11页。）所以精研《皇朝经世文编》，“丹黄殆遍”（注：罗正钧：《左宗棠年谱》，卷1，页7。），且对“荒政及盐、河、漕诸务，将求其书与其掌故，讲明而切究之”（注：《左宗棠全集》，书牍，卷1，页1。）。罗泽南在创立湘军之前未曾与曾国藩谋面，但两人“神交”已久，曾氏对他的学问十分钦佩，将其弟国荃、国华托付给他。罗泽南有远大的抱负，他“不忧门庭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拔俗而入圣；不忧无术以资生，而忧无术以济天下”（注：《近百年湖湘学风》， 第16页。），尤留意经世之学，“穷阴阳之变， 旁及州域形势”（注：李肖聃：《湘学略》，第190页。）。在家乡“假馆小方，究年汲汲”，培养出李续宾、李续宜、王鑫、王开仍、蒋益澧等一批经世之才，他们以后[FS:PAGE]都成为湘军的骨干。刘蓉也是湖南士子群中有影响的人物，他与曾国藩相识较早，学术倾向也基本一致，反对汉宋之学，认为汉宋学风“泯泯棼棼，学术坏而人心风俗随之”（注：《近百年湖湘学风》， 第44页。），主张为学当匡世济民。此外，郭嵩焘、江忠源、李元度、 欧阳兆熊等人，也都是这一经世士人群体中的重要骨干。他们从其先贤前辈开创的经世致用的湖湘学风中濡染出来，继承其学术传统，力图以所学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
   
    除了共同的学术倾向以外，这一批经世士人还继承了其前辈学者的参与社会、改革社会的思想意识。他们对鸦片战争以来清朝的社会与政治危机有清楚的认识，尤其对土地兼并、农民起义以及西方的侵略有深切的担忧。他们不满于清朝政治的腐败，以及官吏的贪污、苛民，希望朝廷能革除弊端，重振纲纪，恢复往昔的社会秩序，中兴朝政，并提出了匡主德、结人心、求人才、裁兵、节饷、抑兼并、减少苛捐杂税的一系列主张。他们相互联络，同声共气，希望在适时的机会中出来，做一番经邦治国的大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爆发，清朝军队的腐败不堪，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机遇。在曾国藩的倡导下，这一个经世派士人群体便应运而出，创湘军，创造了平定东南半壁河山的勋业，而他们自己，也通过这一机遇走上了政坛，实现了他们的治国平天下的志向。因此，湘军之兴起，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只是一种机遇，其根本乃是嘉道之际兴起的湖湘文化特别是湖湘学风的濡染和潜移默化的结果。谓湘军是湖湘文化的产物，其关键亦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