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读湘军：花都马鞍山公园瞻仰骆秉章铜像

    曾国藩与湘军文化研究会讯（曾研 李敏敏 /摄影报道）6月8日上午，应邀参加“首届全国骆秉章学术研讨会”的与会人员，在主办方的组织下，赴花都的马鞍山公园瞻仰骆秉章铜像。曾国藩与湘军文化研究会的左都建、李超平、唐徽、刘安定、龙兰芳等也借此机会，开展了“走读湘军”之行。

    马鞍山公园的骆秉章铜像立于该公园内的“清风径”， 铜像周围青竹翠映。骆公像与其他名人的雕像不同，不是坐在椅子上，而是右手抚椅，左手抚胸，虚位以待。铜像彰显了骆公作为一代名臣以宽广胸怀举贤荐才的品德。


立于花都马鞍山公园的骆秉章铜像.


“走读湘军”一行与骆秉章研究会有关人员在骆秉章铜像前合影。（左起：李敏敏、刘安定、李超平、李远、骆鼎、左都建、唐徽、龙兰芳）

     人物链接：骆秉章，原名俊，37岁时改名秉章。他出生于广东省花县华岭村（现花都区华岭村），后举家迁往佛山。在佛山，骆秉章之父骆珝元以经营手工扎作和代写挥春维生，日子过得并不富裕。秉章弟兄三人，他排行老三，天资聪明。由于家境清贫，骆氏两个儿子辍学助父营生，他们把希望寄托在骆秉章的身上。社会底层的出身和早年清贫的生活，使其从小就为了求取功名而发奋读书。然而，骆秉章的求仕之路并非一帆风顺。

   嘉庆十七年（1812年），骆秉章19岁，他以第三名考中秀才。21岁至26岁期间，他在广州与佛山两地来回求学。27岁应乡试，骆秉章中己卯科第五十八名举人。道光二年（1822年），骆秉章第一次赴京会试，此次会试骆秉章虽无功而返，可京师繁华的景象使他眼界大开。道光九年（1829年），骆秉章再次赴京会试，可惜依然名落孙山。这回，骆秉章有点迷信宿命了，于是他到礼部呈请改名，改名为骆秉章，字吁门。道光十一年（1831年），他第三次上京会试，功夫不负有心人，读了三十多年书的骆秉章考中壬辰科第六十名进士，殿试二甲第二十七名，朝考入选，钦点翰林院庶吉士。此时，他已年届不惑，可谓大器晚成。

   骆秉章在京师做了16年朝官，最显赫、最荣耀的职位就是做过道光皇帝的侍讲学士，在朝野有帝师之尊，从而蜚声士林，享有极高的人望，因此咸丰皇帝和后来的同治皇帝对这位先帝之师也尊敬有加。在京期间，骆秉章不仅以学识见长，更以清廉着称。也因为清正廉明，他得罪了不少贪官污吏，数起数落。

   作御史时，骆秉章就凭借稽查户部银库案的清正廉洁名噪一时。那是道光二十年,骆秉章奉旨稽查户部银库，库官告诉他，按照例规他们在收取各捐项时每一百两加收四两，作为酬劳，“你在此当一年的查库御史，大约有二万金的额外收入。”谁知道骆秉章说：“我已受朝廷俸禄，这些额外之财，我分厘不敢接受，我也不想受人挟制，你们干这种勾当，即使不碍公事，也应酌量。”同时他吩咐随从，在库内办事不准取索分文。得知此事，道光皇帝召见时对他说：“汝是年查库办得好，不独我知，人人皆知……今有此案汝之名更显，若无此案，我亦不知汝……汝好好读书，好好做官，将来为国家办事。”自此道光信任有加，骆秉章先后出任湖北按察使、贵州和云南布政使。

   1850年，年近六十的骆秉章被咸丰皇帝外放湖南，位居湖南巡抚，在太平军起事之秋，他轻徭薄赋，善待子民，重用人才，兴业除弊，内修政务，外御强敌，指挥若定，力挽狂澜，成为湘军和清廷的中流砥柱。

   无论是担任湖南巡抚还是四川总督，骆秉章都大力整顿吏治。担任湖南巡抚初始，他就弹劾行事鲁莽的茶陵知州李光第、行为不检的湖南拣发知州长惠等人，湖南官场风气为之一新。在四川期间，骆秉章对不守军纪、贪生怕死的将领给予严厉处罚，如参将尹士超不遵守命令，擅自行动，遭到处分；四川布政使祥奎收受贿赂，被骆秉章弹劾，革职查办。骆秉章不但对辖区内的不良官吏严加治理、惩处，对其他省的问题官员同样不留情面。甘肃提督陶茂林所辖部队因军饷遭到拖欠而哗变，南下四川扰乱正常社会秩序。骆秉章十分气愤，上书朝廷弹劾陶茂林。

   整顿收到了积极的效果，他任职的湖南、四川两地吏治清明，贪腐并非完全没有，但较之其他地区大有改善。他不拘一格任用贤能，经他的举荐，一批有才能、有抱负的官员得以快速升迁，如左宗棠、王鑫、胡林翼、刘蓉、蒋益澧、江忠源、萧启江、刘长佑等一大批精英人才，他们日后大多成为独当一面的封疆大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满清王朝的统治危机。

   骆秉章还十分重视经济发展，改善民生。骆秉章担任湖南和四川地方大员时期，正是太平天国与清政府混战期间。当时湖南水灾频发，造成粮食减产。为了充实政府的财政收入，不少地方政府要求农民缴纳银两来代替粮食实物，这让农民更加苦不堪言，只能拖欠粮食缴纳，甚至引发暴动。

   为了解决这一重要的民生问题，骆秉章核减钱漕，禁止贪官污吏和不法奸商从中牟利，设立专门稽查机构，选派廉洁士绅负责监督收缴漕粮，减轻地方政府和农民的压力。那时，骆秉章还解决了湖南食盐短缺难题。当时湖南70%的州县都食用淮盐，由于战争的破坏，官府又垄断食盐贸易，导致盐十分贵。为了解民困，骆秉章在湖南增设盐茶局，对民间盐和茶叶的买卖加以管理，由官府疏通销路，推动民间盐茶贸易的发展。这不仅调动了民间自由贸易的积极性，解决了食盐短缺、茶叶销路不畅的问题，又通过征收盐税和茶税，增加了政府收入，取得显着的经济效益。
在四川，骆秉章发现税目繁多、税费过重，于是命人详细考察各地的税收，防止贪官污吏私自增设税种盘剥百姓。看到民众因为连年遭遇战乱和起义暴动而十分清贫，压力巨大，骆秉章便奏请朝廷减轻四川赋税。他对贫穷落后的城口、松潘、理番等23个州县免于捐输，而对田产丰厚的地主富农，则要求其多捐银并给以封赏。

   1853年，清政府为了解决财政紧张问题，大量印刷大数额纸币，导致通货膨胀，金融混乱。面对失控的局势，骆秉章当机立断，果断终止执行朝廷错误的政策，坚决停止铸造发行大钱，以八成制钱收缴大钱一千的比例回收已经发行的大钱，以此稳定了湖南的金融形势。面对朝廷的错误能够坚决抵制，这彰显了骆秉章作为一代名臣“不唯上，只唯实”、坚持原则、爱民如子的可贵品质。

   骆秉章是近代以来外省籍人主政湖南时间最长的一位封疆大吏，骆秉章积十年之功经营湖南，力撑曾国藩组建“湘军”，促使湖南的政治地位和士人名望得到了空前的提升，政局相对稳定、百姓相对安宁。当时湖南政界就有时评：“骆公治吾湘十年，而吏民安堵，群寇远遁，此湘楚福星也。”

   虽然骆秉章远离京师，但朝廷有关国家大政方针的决策都要问计于他。与此同时，云南、贵州、陕西、甘肃等省的重要人事任命和政务安排，均会事先征求骆秉章的看法，当时政界有评：“二公东西相望，天下倚之为重”，其政治地位同曾国藩旗鼓相当，可见两位政坛巨擘对当时的大清王朝是何等的重要。

   多年辛劳征战使骆秉章眼疾加剧，骆秉章多次请辞回家，皇帝却以骆秉章“老成硕望、调度有方”为由不予获准，仍让他“力疾视事”，仅赏以短假调理要求其继续任职。同治六年（1867年）十一月骆秉章病逝于任上，终年74岁。骆秉章逝世消息一传到民间，民众自发罢市缟素，丧车所过，哀音相随，连绵不断。因悼念场面太过盛大，官府怕生出事端，因此加以限制，结果惹怒了百姓，差点闹出一场风波，因此《清史稿》也评价说：“川民感其削平寇乱，出于水火，乃其殁，巷苦罢市，遗爱之深，世与汉诸葛亮，唐韦皋并称”。诸葛亮作为三国时的蜀国丞相妇孺皆知，韦皋则是唐代名将，长期担任剑南西川节度使，治蜀长达二十余年。孔明与韦皋是四川民间口碑极佳的古代名臣，百姓把骆秉章比作诸葛亮和韦皋，足见骆秉章治川功德深入人心。骆秉章逝世后，湖南和四川民间均自发建起宗祠，供世人瞻仰和纪念。

   骆秉章身为封疆大吏、湘军统帅，为官领军数十年，虽然军功卓越，地位崇高，权倾一时，却是一名两袖清风、廉洁奉公的官员，加上他平日慷慨大方，乐善好施，经常接济同僚和穷人，其清贫令人难以置信。在他死后，成都将军崇实问骆之侄治丧情形。其侄拿出骆秉章所有的家当，仅箱笥五六具。里面除官服外，其余衣服全是旧衣，其中还有粗布缝制的。余有银子八百两，每封都有藩司印花，证明全是官俸银。崇实大为感动，最后奉旨赏银五千两治丧，其侄方才有能力扶柩回乡。这在晚清政坛极为罕见，左宗棠也被称为清官，还留下了二万五千两存款，李鸿章的遗产更达到了四千万两白银的天文数字，而骆秉章只有八百两。